我家从1974年开始对看电视的时间进行限制,当时我察觉到四年级的女儿和读幼儿园的儿子越来越沉迷于电视(他们现在已经是36岁和32岁),甚至我们长期坚持下来的每晚朗读也变得每况愈下,因为他们认为:“朗读占去太多时间,使我们无法看电视。”
一天傍晚,我到马萨诸塞州拜访马丁·伍德夫妇。我发现他们4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晚餐后马上就各自去做家庭作业。
我问这对夫妇:“你们家的电视坏了吗?”
“没有啊!怎么啦?”马丁回答。
“喔!现在才6点45分,而你的孩子们已经在做功课了。”
伍德太太解释道:“因为我们不允许他们在上学的晚上看电视。”
“这真是伟大的想法,但你怎么施行呢?”
“这是家规。”马丁说。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内,这对夫妇很详细地告诉了我自从这条家规实行后,他们家里所发生的正面变化。
那个晚上对我自己的家庭而言,真是个转折点。在向太太苏珊说明了这个办法的所有细节后,她决定全力支持我。“只有一个条件。”她补充说。
“是什么呢?”我问她。
“由你自己去告诉孩子们。”她说。
第二天晚餐后,我们将孩子们带到我们的卧室,让他们抱着枕头和被褥,我开始镇静地说:“杰米……伊丽莎白……妈妈和我已经决定,在这个屋子里,只要是平常上学的日子,晚上永远都不准再看电视。”
他们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他们哭了起来。但是让我们震惊的是,他们竟然哭了整整4个月。尽管做了解释,他们仍然每晚都哭。我们试着让他们了解,这规定并不是惩罚他们,并将这规定所有的好处一一列出来,但他们只是哭得更大声。
而且,来自同学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伊丽莎白而言。她觉得自从不看那些朋友们都在讨论的电视节目之后,在学校午餐时,她都没有话题可以和同伴聊。甚至连我和苏珊也感受到来自邻居和朋友的压力,他们认为这样的规定太严厉了。
一开始的确很困难,我们必须忍耐并抵抗这两方面的压力,还要看着孩子流泪、恳求,试着视而不见。这样的情形经过3个月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像伍德家一样,事情有了改变。我们突然发现,每晚全家有时间聚在一起朗读、各自阅读、不慌不忙地做功课、学习下棋或玩拼字游戏、将橱柜里尘封多年的塑料模型拿出来组装、烤蛋糕和饼干、给亲人写贺卡、打扫卫生、轻轻松松泡个澡而不用争先恐后抢浴室、参加社区的运动团体、绘画或粉刷墙壁等,而最棒的是可以和家人聊天、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我们也发现,孩子的想像力又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
第一年的时候,这个决定非常沉重,但随着时间过去就变得容易些。年纪较小的杰米因为还没有像他姐姐伊丽莎白那样已经对电视产生依赖,所以禁止他看电视不那么困难,但伊丽莎白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适应。
经过许多年后,这个规定做了一些修正:
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晚餐时间,电视必须关掉,且直到小孩子上床之前都不再打开。
每个孩子每周在平常的晚上可以选看一个电视节目,但须先经父母同意,而且要先完成家庭作业和生活杂务。
周末的三个晚上中只有两晚可以看电视,剩下的一晚用来做功课或从事其他活动。在这一点上,每个孩子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电视,而避免受到电视的控制。或许这个规定的细节不适合每个家庭,但某种程度的控制总比没有好。那些认为这样的约束是种残忍的处罚方式的家长,或许该仔细考虑一下先前所提到的研究报告,以及迈克和萨莉夫妇及卡森太太的例子,或者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的例子。迈克尔·艾斯纳曾是ABC公司和派拉蒙公司的总裁,现在是迪斯尼公司的老板,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每看1小时电视,就必须看2小时的书。”而且当时他所看过的电影非常有限,一直到大学毕业7年之后,他才第一次看迪斯尼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