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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理应是书生
分类:转载   2018-03-13 11:17
 

校长理应是书生

 邱华国
一所学校,有一名乐读书、会读书、善用书的校长,这所学校就有了成就良好教育的最基础条件和最关键的人。


打开校长的书橱瞅一瞅

几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京参加一个关于书香校园建设的交流会。会上,对书香校园建设之必要性、迫切性,大家很快形成共识,都觉得不需多加讨论,关键是如何做的问题。

而如何做,自然涉及到“做得怎样才算好”这个牵“牛鼻子”的评价问题。

对此,参会者却莫衷一是。有人说,读书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行为,学校只管引导就是,无需也无法进行外部评价;也有人说,评价是必须的,关键是谁来评,如何评;还有人结合自己学校实践,提出了许多操作性建议,诸如建立周报月报制度,对师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记录、检查、评比等等。

这时,一同参会的某市教科院领导发话了:“有这么复杂吗?我看很简单,一所学校阅读情况如何,甚至整个这所学校办得如何,只有到校长办公室去,打开他的书橱瞅一瞅里面放了多少书、放了些什么书就可以了。”

看着大家竟一时无语,他又接着说,“我就不相信,一位不读书的校长,整得出什么真正的书香校园出来!我不相信,一位不阅读的校长,能带领出喜欢阅读的教师团队;我不相信,一群不阅读的教师,能培养出喜欢阅读的学生;我不相信,一所没有阅读的学校,能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好学校……”

好似一句惊醒梦中人,听了这一连串的“不相信”后,大家把话题转到了校长的阅读。最后形成的共识是:校长,应是学校中的“阅读首席”;推进书香校园,不妨从关注校长阅读开始。要用严密的逻辑来审视上面那番率性之言,自然也是有失偏颇的。但这也点出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所学校的校长阅读,与这所学校的阅读生态有着高度的正向关联;而一所学校的阅读生态,又与这所学校的整个教育生态又有着高度的正向关联。

然而,校长这个最应该读书的群体的读书现状又是如何呢?

查阅了许多资料,没有关于校长阅读的大样本调查结果。但是只要是对当前中小学校长这个群体比较了解的人,对校长阅读情况都不会乐观。甚至,即使作这样的判断,也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平均一年不能认认真真读完一本书的校长,也不是个别现象——姑且不论读的是什么类型的书。

在教育目的功利化、教育管理行政化、教育方法简单化的背景下,很多校长已基本从读书人中分离了出去,而将自己纳入了“官”的行列。

有人这样形容那些校长:七分官气,三分霸气,有的还时不时地带着一身酒气。他们整天忙于处理公务、出席会议、疏通关系,要不是偶尔装点门面之需,真正意义上的买书、读书几乎与他无缘。他们曾经作为学生、作为一线教师时或许有过的那点书生气,在不知不觉中被行政气、官僚气、市侩气所吞噬。

有人说,读书,也是校长的一条“职业底线”。从这个角度来说,“突破底线”的校长还真不少。

如不信,请校长开个这几年他读书的书单试试?

李希贵校长“骗人”的书单

说起让校长开书单,联想起一个经常开书单的校长,他就是当下学校管理界领军人物李希贵。

网上曾经热传过他的一篇文章——《影响过我的10本西方企业管理书》。文章中,他从三十年前当副校长时读的一本企业管理的书——玛丽·凯的《掌握人性的管理》说起,罗列了他担任校长不同阶段对他产品重要影响的10本西方管理著作,有《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马斯洛人本哲学》、《愿景》、《领导力》、《领导学》、《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工作的本质》、《六西格玛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等。

2007年,李希贵校长发起了“新学校行动计划”。我是较早参与其中的十几名校长之一,很多次听过李希贵校长谈教育管理。

谈到读书,他确实多次说到,当校长后“基本不读教育类的书,主要看管理类的书”。他还把曾经把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称为“擦亮校长的第三只眼睛”。

然而,李校长真的其他书不读吗?

10年前,那次在山西通宝育杰学校参加第二次新学校行动计划年会。在会议前,我问坐在旁边李希贵校长,能否为我这位校长新手(当时我担任校长不满3年)推荐一些书籍?

他问我拿过笔,不假思索地写下了一串名字:克里希那穆提、怀特海、雅思贝尔斯、杜威……其中有几位当时的我还没听说过。他说,可以多读读他们的作品。回去细看,这是一份与教育相关度很高的哲学大师名单。

为什么读现代管理的书对他来说显得特别“有用”呢?

显然,现在的李希贵校长的“只读”管理学著作(实际上应该也并非如此),是以他广深的教育哲学、教育理论及其他各种书籍的阅读作为基础的。

相信,如果对人、对教育没有深刻的人文思考,科学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再多,也只能是不得要领的生吞活剥

那张写有哲学大师名单的纸后来不知藏哪里去了,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我听到李希贵校长说“只读管理学书籍”时,我心中就会想,他是在“骗人”——在读管理学书籍之前,有多少如哲学、教育学等书籍打底,他没有说。

原建平中学校长、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一个书生校长》。他说,“书读得多了,眼界开阔了,知道以前人做过什么,现在同行在做什么;书读得多了,知道的多了,不自觉地就会比较,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毫无意义的伪问题。于是,不去浪费时间,去掉伪问题,就容易抓住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心无旁骛地做下去。”

回望那些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被我们推崇的知名校长,如蒋梦麟、胡适、竺可桢、陶行知、经亨颐、刘百川等等,哪个不是读书之人、饱学之士?

在当下的中小学校长中,但凡在教育改革中真正有些定力、有些成就的,也都是些喜欢读书、带头读书、并在学校中大力推进读书的人。

能否找出一个校长自身远离阅读,却能把学校带向卓越的反例?似乎不可能。

要成为一名优秀校长,因素固然很多,但读书终究是重要的一条。一所学校,有一名乐读书、会读书、善用书的校长,这所学校就有了成就良好教育的最基础条件和最关键的人。

阅读的校长是“关键种”

在生物学中,有一个“关键种”的概念,即在一个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在生态系统功能过程中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有的物种一旦大量减少,将会引起这个生态强烈的连锁反应,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的紊乱,这样的物种称之为“关键种”。

“关键种”个体数量往往不是很多,但对维护生态系统的功能却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学校的阅读生态乃至整个学校文化生态中——是否也有那个“关键种”?如果有,应该是谁?自然应该是校长。

校长是领导人们读书的人,他不只是一位一般的读书人,他应当是一位更喜欢读书、更善于读书的人。校长理应是书生。

读书,本是件个性化很强的事情。校长首先作为自然人,读与不读,读多读少,读这读那,自然是他自己个人的私事,与别人无多大关系。

然而,职务人张三“作为校长”的阅读与自然人张三的阅读却不能完成等同。“张三”的阅读,只关乎“张三”自己;而“张三校长”的读与不读,读多读少,读这读那,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校管理之中。

因此,“张三校长”的阅读,就不仅仅源于“张三”个人的兴趣,其中还应该有“校长”的责任和义务,关乎着“张三校长”所关乎的他人和学校。

尽管,“张三”的阅读与“张三校长”的阅读往往很难区分。一位纯粹出于个人兴趣阅读非教育类书籍的校长,也未必就不能对他的教育理解、学校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相比于其他行业、其他职务,校长的个人兴趣性阅读与职业性阅读之间的关联度是极高的。换句话说,校长个人的阅读因其校长这一特别的身份,会更关乎他人,更关乎学校教育发展。

一位多读书、会读书的校长,显然更愿意、更善于调动各种资源,去影响教师学生的阅读,去建设学校的良好阅读生态、文化生态。而校长作为阅读的榜样效应,就是调动资源的最大“源动力”

可以这样说,校长的阅读广度、阅读深度(姑且称为“阅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学校的阅读温度、阅读高度,决定了整个学校教育文化的温度和高度——将这句话凝练一下,可以表述为:校长的“阅度”,学校的高度。

再说,阅读的意义远不止于阅读本身。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读书有过这样的深刻阐述:“如果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不是说读书本身特了不起,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于这个现世和现实,你还有追求,还在奋斗,你还有不满,你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不能把爱读书的校长简单推导出就是一位优秀的校长,但读书一定会很大程度增加他成为优秀校长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爱读书的校长至少表明他还有梦想,还有追求,还在寻找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还在寻找另一种教育生活方式。

特约作者

邱华国

原无锡蠡园中学校长

北师大教育家书院兼职研究员

苏州半书房主要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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